【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徐宏宇】

近日，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公布：

从2025-08-05起，对符合法律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每孩每年发放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其中，对于2025-08-05之前出生、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应按补贴月数折算计发补贴。

一般认为，2019年是我国婴幼儿照护事业发展的元年，其标志性政策就是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0-3岁的婴幼儿由此作为政策服务对象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而这次出台的育儿补贴方案，毫无疑问进一步完善了生育政策支持体系，将惠及千家万户；不过，我们在为其叫好的同时，也要客观认识它的社会效能。

填补了经济支持政策的空白

一系列的经济支持是婴幼儿照护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国以往的政策实践来看，具体包括生育津贴、税收优惠以及其他补贴政策。

其中，生育津贴制度起步早，具有较为完善的政策架构。早在1951年、1953年的劳动保险条例及实施细则中，就对女工的劳动保护和生育待遇等进行了规定。1994，我国的生育保险制度正式建立。当下，生育保险作为“五险一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用于发放生育津贴和报销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全国超六成地区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个人。

在税收优惠方面，2025-08-05正式施行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2023年起扣除标准从每个婴幼儿每月1000元提高到2000元，这标志着我国对婴幼儿照护的经济支持更加具有针对性，经济支持的政策版图进一步完整。

除生育津贴、税收优惠之外，儿童津贴也是经济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多个国家所实行。在我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出台之前，只有独生子女补贴具有一定的儿童津贴的属性，但津贴标准相对较低。此外，还有孤儿基本生活费、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以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补贴等，这一类补贴具有明显的残补式(residual)特征，福利给付的对象限制在特定事故与条件下的社会人群，不具有普惠性。换言之，今年的育儿补贴政策有效弥补了原有经济支持政策中儿童津贴的空白。

还需多项政策协同

对于婴幼儿照护的经济支持政策的效果，还可以还原到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中去理解。

生育支持政策是由多重政策工具组成的政策群，其政策效果不仅取决于单一政策工具的效力，同时也受到不同政策工具之间衔接、排列与组合的影响。除了新颁布的经济支持政策之外，还有休假规定，其包括产假（母职假）、陪产假（父职假）和育儿假（父母假），以及照料服务，它们是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中的两项重要支撑。

不过，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互动作用机制仍需要进一步明确。比如，有研究发现，包含托育服务在内的实物福利能够直接影响儿童照护形态，尤其是对家庭照料具有较强的补充作用。与之相比，普惠性现金福利与家庭照料服务的相关性可能更低，部分原因在于现金使用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儿童照顾。

就现实实践来看，国家全面实施育儿补贴制度，无疑扩大了育儿家庭的福利。尤其是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每年3600元的补贴具有相对较强的支持性。这一笔补贴可以直接用于购置婴幼儿日常生活中必需品、健康和营养、托育等方面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经济压力，显见于育儿品质的提升。

育儿补贴有针对性地应对了“家庭养育成本过高”的问题，但是，养育成本，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是时间、精力等无形的密集投入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提供育儿补贴和有效缓解家庭照护压力之间，仍具有一定的距离。

当下，家庭抚育仍是儿童照护的主流方式，尤其是隔代抚育具有普遍性。然而，如今隔代抚育面临四个“不”的困扰：

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祖父母们因面临对长辈的照护任务、需同时照护多个孙子女，这都使得祖父母无暇兼顾以至于“不能”照料；

部分城市祖父母们基于个体化的价值立场，“不想”照料的情况也日渐增多；

隔代抚育家庭内部不乏代际张力，当代祖父母不具有传统的权威性，在代际权力、情感互动中居于边缘，在纷繁复杂的现代育儿知识传播和迭代的过程中，祖父母们深陷到“不会”“不敢”照料之中。

与此同时，长期连续的隔代照料往往要遭受很多挑战。很多祖父母夫妻间被迫两地分居，而当夫妻中的一方，往往多是男性患病或面临其他照料的情况时，祖母多会暂停儿童照料，整个家庭不得不寻找替代性方案，快速调整抚育策略。

有年轻父母表示，这笔补贴将直接转付给一直帮助育儿的祖父母。可见，这笔补贴对于增进家庭代际情感交流具有积极意义；反过来看，这也恰恰折射了日常问题之所在。

或换个说法，低生育率现象背后，很大程度上隐藏着婴幼儿照料的痛点。

部分家庭中没有祖辈可以参与到儿童照料行动中，受制于市场化照料的成本以及对于安全性的考量，往往由女性中断职业，甚至退出职场，以此完成照料任务。

就这点来看，实际上，与以家庭为对象进行补贴、对家庭成员提供经济支持相比，经济手段的有效性可以在职业场景中得到更好的发挥。具体而言，可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倡导企业建立儿童、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为女职工提供弹性工作制的选择，延长女性晋升通道开放的有效时间，使得女性能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平衡“照护者”和“工作者”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