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北方朔风】

最近佛山及其周边地区流行的基孔肯雅热感染了数千人，在社会上引起诸多讨论。很多人好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传染病爆发？面对这类疾病，我们能做些什么？而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时又会发现，疾病的背后，是更复杂的问题。

基孔肯雅热这个传染病，是通过伊蚊进行传播的，病原体是基孔肯雅病毒，最早在坦桑尼亚发现，后来在更多国家出现了传播，2008年中国就出现输入性病例，而此次爆发是国内最严重的一次。

基孔肯雅热的症状主要包括发热、皮疹，以及有可能持续很久的关节疼痛；“基孔肯雅”这个名字就是来自坦桑尼亚当地的语言，形容人在关节疼痛的情况下扭曲的姿势。该疾病目前没有特效疗法上市，感染后一般会有持续的免疫力。

虽然在各种卫生宣传中，蚊子是部分传染病的来源，但很多人对此并没有什么切身体会，似乎这次的流行病才提示了我们这件事情。然而对广东、广西等中国南方地区的朋友来说，蚊媒传染病是每年夏季都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此前最常见的传染病就是登革热。登革热也是通过伊蚊传播，症状和基孔肯雅热较为类似，所以这次在管理和治疗上借鉴了登革热的经验。

常见的蚊子不止伊蚊一种，可以分为三个大类，伊蚊、按蚊和库蚊。伊蚊也就是花蚊子，传播登革热等疾病；按蚊又称为疟蚊，顾名思义，是疟疾的主要传播途径，同时还能传播丝虫病等传染病；而库蚊则会传播乙型脑炎。由于我国已经消除了疟疾，而乙脑疫苗又是基本疫苗，所以在我国伊蚊带来的疾病负担更大一些。当然，因为蚊子的习性，它们能传播的疾病其实还有很多种，只不过其他的都较为罕见。

那么，为什么这次基孔肯雅热出现了爆发呢？按照疾控专家的分析，是多种原因共同造成的；首先这次的病毒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很可能增强了传染性；其次是因为国际入口流动的增加，提高了传染病输入的风险；最后是因为今年的气候，广东高温多雨，有利于伊蚊的繁殖，增加了传播途径。

这三点听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更复杂的角度去思考，就会发现更深刻的问题，也就会明白一个道理——为什么说疾病的背后是社会学问题。

首先，关于第一点病毒基因的改变。病毒的特点之一，就是其基因总在持续突变，无非是速度不同，某些突变的组合，很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公共卫生风险。所以从公共卫生角度来说，最好能实现对这类病毒突变的长期监控。

但现实问题在于，类似基孔肯雅热这样的疾病，主要流行区域是在非洲国家，他们对疾病监控的能力比较弱，即便是这些有限的能力，也相当依赖外部援助——而特朗普上任以来，明显缩减了医疗方面的对外援助。虽然这个空缺未必有民主党方面宣传得那么大，但影响依然客观存在。

第二点是人口流动，技术进步确实让人类得以治疗与预防各种疾病，但也加速了疾病的传播。全球化的当下，疾病可以通过各种交通方式来到世界各地，传统意义上疾病与地理的关系正在动摇。这说明了一个并不复杂但是相当深刻的事实：全球化时代，在流行病问题上，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

第三点，大家对今年的气候都有所体会，确实十分反常。而这一疾病迅速传播，与气候变化有很大关系，并非简单的巧合。升温和降水增多，都利于虫媒传染病的传播。偏偏和流行病一样，气候变化是一个现实的全球问题，不存在哪怕是仅仅理论上的独善其身。虽然在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问题面前，流行病可能排不进前五，但已足够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烦恼了。

在基孔肯雅热防控技术指南里边，专家们按照防治登革热的经验，把基孔肯雅热在我国各个地区的流行风险分成四个等级。流行病防治当然需要经验，但蚊类活动与气候关系极大，在气候日益复杂化的当下，这些经验又能否保证准确性呢？很多已经被消除或是本不在我国流行病的传染病，都有可能在我国流行，那个时候又该去哪里总结经验呢？

而同时，气候变化带来的流行病风险，不仅仅是部分传染病发病风险的增加，更复杂的是它有可能让一些曾经没有感染过人类的病原体，发生感染人类的风险。历史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意味着极大的公共卫生风险。即使以乐观情况来分析，人类就算快速实现碳中和，已经排放的温室气体依然可以带来持续数十年的升温，与之而来的各种卫生问题也会持续很久。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做呢？这恐怕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

面对这次基孔肯雅热，当地卫生机构积极组织起了新时代的爱国卫生运动；而当年的爱国卫生运动，正是一次值得学习的公共卫生实践。爱国卫生运动并没有过时，相反新时代的公共卫生运动正是当下我国卫生工作的核心之一。

前文提到，由于中国公共卫生工作做得不错，所以很多人对蚊媒传染病都缺乏直接认识，但其实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建国之初，各种传染病问题相当复杂，正是通过爱国卫生运动，实现了对许多传染病的控制，且速度远比发达国家要来得快。考虑到当时的客观情况，那些批评爱国卫生运动技术条件有限的言论，是很不合适的；爱国卫生运动能解决一个时代的问题，完全可以称之为世界公共卫生历史的奇迹了。

1952年，沈阳全民动员开展杀虫灭鼠爱国卫生运动

当前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有了更多的技术选择，但在路径上，依然有很多可以学习爱国卫生运动的地方，毕竟公共卫生从来就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爱国卫生运动需要全社会层面的参与，虽然个人防御蚊虫的技术手段有很多，从各种驱蚊药到防护设备都不是建国初期可以比拟的，但想要消灭蚊虫，仍需全社会的协调，各自为战是不行的。

在建国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中，一大重点是对垃圾与废水沟水塘的清理，事实证明这个简单措施对控制虫媒传染病十分有效。当下的环境显然已发生质的改变，卫生条件改善太多，同时城市化率也天差地别，城市里边自然没有多少废水沟、垃圾山需要清理。但是现在也比曾经有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在这轮防范基孔肯雅热的公共卫生运动中，很多地方都开展了对积水的清理，而这些积水往往是降雨之后排水不畅的产物，虽然没有废水沟那么顽固，但每次雨后都会产生新的积水，这就需要与市政、基建等多个部门协作，而这没有全民参与是做不到的。

另一个有趣的地方在于，当年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对很多流行病的控制是非常地方化的。因为当时中国有很多传染病是十分地方化的，还有一些风土病——由于当地自然环境或习惯，在某个地区极度高发。面对这类情况，自然不存在什么通用解，而在当年的有限条件下，正是因地制宜的调查研究，通过爱国卫生运动成功控制了传染病与风土病。

以内蒙地区的梅毒问题为例，因为清朝与民国统治时期的种种问题，当年内蒙地区梅毒流行十分严重。在治疗过程中，苏联专家的建议是使用砷剂，中国的医学工作者在经过实践和调查后，选择使用青霉素方案，在深入基层的工作中成功解决了当地的梅毒问题。

如今面对那些曾经被消除，或只在贫困国家流行的传染病，过去的经验固然重要，但是新时代的调查也很关键，今天的问题绝非简单重复昨日。气候变化的情况下，传染病的中间媒介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高度城市化的环境对这些疾病会造成什么改变？交通便利又会带来什么新风险？这都是需要实地调查才能得出结论的。而为了面对这些旧日的敌人，我们必须把公共卫生学最基本的方法论捡起来。

广东中山开展防蚊灭蚊工作

卫生界面对流行病问题，往往希望有一个简单的技术解决方案，这个想法是合理的，无论是疫苗、抗生素还是抗寄生虫的药物，对抗击各种流行病的效果都是极佳的。但因为病原体的特点，注定有一些病原体，其疫苗效果不会理想，也很难找到特效药。而人类医学水平的进步，终究不可能一跃千里，在医学达到无所不能之前，那些朴实的公共卫生手段依然是关键。更何况，对于当下的医疗技术研发模式，很多疾病的技术解决方案，是颇为缺乏利润驱动的。如果这些疾病真闹大了，到时候再临时抱佛脚，又实在是来不及。

回顾中国公共卫生历史，在建国后不久，便开始向第三世界提供医疗援助，国际主义相关问题往往存在很大争议，在此不多赘言。仅从自身利益来说，我们今天也需要这样的行为。即便我们的公共卫生工作做得相当不错，但由于当下国际人口流动，输入性传染病问题必然会接连不断，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源头出发。

这绝对不是“当冤大头”，而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客观选择，在第三世界投入卫生资源，显然比输入性流行病爆发后再处理更有性价比。特朗普取消这些公共卫生援助，也不过只是为了转移注意力，比起美国医疗系统浪费的各种资源，美国对外援助的医疗资源不过是九牛一毛。

总结我国公共卫生发展史的经验，解决流行病问题，只靠技术是不行的。如果想要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这些传染病的威胁，还要输出社会管理等各方面经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去了，公共卫生的条件总归会得到改善，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长久以来，有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很多传染病不过是贫穷国家的问题，与“文明世界”无关，这种想法未免过于自大；当今世界，很多问题是不可能长久“封印”在第三世界之中的，在类似传染病、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之下，人类命运休戚与共。我们必须要团结起来，通过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这样的努力，为共同的命运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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