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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大伟仅仅只是个人，他的新“中国崩溃论”从学理上看也确实十分肤浅，甚至缺乏必要逻辑，但撬动起来的思潮与社会心理却十分强大。这类原来的温和派转变成的“对华新保守派”，对美国主流民意与决策层的影响很大。久而久之，可能让美国三十年来对华相对友好的基本政策发生逆转，其后果不容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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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与转型过程中，需要的不是口号式的政治动员，而是知识界的自我启蒙。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专业主义水准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他们热衷的主义和口号虽然听起来调子很高，但对于解决社会的具体问题却并无多大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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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8-04，凤凰财经峰会午餐会上，萧功秦、秦晖、荣剑、许成钢、吴思等学者围绕“新权威主义”展开讨论。本文为萧功秦与王占阳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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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推荐的书，为读者呈现了西方民主制度、市场制度、法制制度、公民社会如何由强转弱的过程，并认为这种退化也是西方今天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萧功秦在荐书时，突出了改革家的悲剧，并联系到他本人所说的“薄壳效应”。边芹推荐的书为何被法国主流媒体封杀？江南推荐的书都与中国历史有关，它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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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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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8-04 15:39:00
《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它确实值得你收藏并阅读。一般人比较关注的是第六与第七章，其中披露的斯大林档案中的血腥事实，会让你目瞪口呆，但我更看重的是第三至五章。只要有你有足够的思维穿透力，你会看到，一个传统集权制国家改革是多么困难，斯托雷平这样的改革家的悲剧与我所说的“薄壳效应”有多么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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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波新权威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的1.0版本，那么，习近平新政，可以理解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波新权威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习近平代表着中国新权威主义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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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做客观察者网，分享其近30年的媒体心得。演讲结束后萧功秦教授就中国媒体的道路与立场提问胡锡进。左的与右的民粹主义如何反思？广场式的煽情政治如何防止？中国社会舆论场分裂，划线成为趋势？有影响的报纸没有中间派？学者与媒体人的头脑风暴第一波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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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领导者》杂志总第53期（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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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住在一个中国朋友家里，他家两口都是大学里的办事员。他们给我算了一笔账，奥巴马上台后，他们家在高额税收的压力下，生活已经接近于贫民阶层了。实际上，西方福利民粹主义的“大锅饭”已经以另一种形式造成社会的不公平。从表面上看，美国还不错，但从长远来看，美国走向衰落已经成为基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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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戊戌变法115周年，新浪历史特邀请五位历史学家，共话戊戌变法的成败得失，还原115年前那场变法前后的权力角逐、理念碰撞。用那个时代、那些人的故事，来指引我们对百年来中国政治变革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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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把重庆模式与薄熙来事件作如实的切割，才能把重庆的有益探索从极左文革派的绑架中解脱出来。既反对极左派片面鼓吹重庆模式的唱红打黑，也不同意激进的自由派把重庆在民生建设的积极作用也予以否定，其实，这两派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把薄熙来与重庆混为一体。对重庆模式应该用理性务实的态度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重庆模式作为中国的多种尝试之一，仍有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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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社会上许多不满情绪，一开始与知识分子鼓吹的左或右的意识形态并无多少关系，而只是大量城市年轻人在个人命运上受到打击，无法发泄的表现，正如许多国家现代化历史所表明的，在危机爆发后，左的激进革命话语，或右的自由主义革命话语，往往客观上为愤青的绝望情绪提供了发泄的畅通渠道。一旦青年人觉得自己的积怨与宣泄在意识形态话语中获得了意义升华，他们就会从非理性的对某种价值信念的钟情，转变为“理性”层面的认同，进而成为左右激进主义的信奉者。正因为如此，每当社会危机与矛盾使越来越多的青年受到人生挫折，左右激进主义就有了急剧膨胀的天赐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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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的民粹主义将会泛滥？首先，从历史上看，从全能主义体制转变过来的威权社会，一般而言，是社会自治组织程度最为低下，民众中自治能力最为薄弱，公民的妥协性文化习惯最为缺乏的社会，另一方面，改革三十年来的“强政府-弱社会”体制下，公民社会与自治组织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无法对原子化的社会大众进行组织整合，形成有序政治参与的功能。换言之，这类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缺乏多元主义因素与传统，来发挥国家之外微观多元整合的功能。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是一种由高高在上的威权官僚与无组织的、原子化的个人构成的社会。历史上的法国、德国、俄国，尤其是中国都具有这种类型的近似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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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属于“强国家-弱社会”体制，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强大动员能力来发挥其税收潜力，来实现强化行政力量的目标，而民间社会对此的制衡能力很弱。根据陈志武教授的研究，去掉通胀的因素，从1995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的预算内财政收入累计翻了10倍，而城镇居民收入只增长2.2倍，农民收入只增长1.7倍。另一组数据是，国力增加21%，而行政费用却增加了27%。众所周知，当今政府的巨额“三公”消费正在社会上引起强烈不满。河南某贫困县，只有20个职工的审计局的新办公楼居然有3000平方米，该局每人可分到200米的住宅作为家属楼。这样的事实可以说是不胜枚举，说明政府部门是权力垄断与高税收的直接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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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就是基于人类理性能力的有限性与信息知识的有限性，通过试错反弹来找到通往中国现代化的路径的经验主义思想。他与乌托邦主义进行了根本的决裂，他摆脱了教条主义思维，第一次在中共革命文化中，与建构理性主义传统作出了根本的切割，回到务实的经验主义思维的道路上来了。邓小平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最深切理解“试错”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性的政治家，他在南方讲话中表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有多种办法，可以留一条尾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邓小平是从试错反弹的方式，摆脱教条主义的建构理性主义的先驱者与思想开拓者。他的思维方式更接近经验主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具体目标也是可以不断在实践中修正的，不断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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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崩溃以后，辛亥革命志士们建立起西式的多元议会政治，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缺乏适应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支持，难以起到有效整合社会的作用，从此无穷的党争与走马灯式的内阁危机层出不穷。1916年，袁世凯死后，全面搬用发达西方国家多党民主的“临时约法”再次恢复，这就再次回到多党竞争的议会政治，由此形成的府院之争进一步引发了激烈的党争与张勋复辟，并进一步导致北洋军阀混战，此后中国陷入的五代十国式的碎片化状态。从宏观上看，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议会政治，是二十世纪初期碎片化时期大灾难的开端，而这正是漫不经心的激进自由主义实验失败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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